在改开后的几十年发展中,投资是中国GDP增长的主要动力。

而我国政府不仅拥有土地,还掌握着金融系统,自然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实业投资之中,深度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

现代社会,只要参与经济就涉及到借贷。马克思说过:“如果攒够钱再去修建铁路,恐怕到现在全球还没有一条铁路”。政府也需要融资参与投资,仅靠财税收入是不够的。

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之后,地方上“事权”高于“财权”,预算支出占全国预算支出比重的85%,但是收入占比只有50%-60%,入不敷出,主要靠中央转移支付,地方经济要抢跑发展,只有加大借贷。

但是我国有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允许从银行贷款,甚至在2015年以前不允许发行债券。

为了方便从银行融资,地方政府就需要成立换门的公司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际掌控人还是地方政府,比如说城建局的某个领导换个身份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了。

为啥是城建局领导?因为这类公司需要资产抵押才能借钱,地方上通常将城市建设中的一些资产,比如说某高速公司,某绿化项目,某路灯,某市政公园,自来水公司等给装进入美化资产负债表,有了资产就可以抵押贷款嘛。

但是银行放贷不仅看资产,也看你的业务流水,有流水才能有偿债能力,银行才放心放贷啊。于是,一些城市上挣钱的项目,比如说水利建设,收费公路,房地产等金元宝项目就进去了。

有了这些项目之后融资有多容易,看下这些天大热的河南村镇银行以及红码事件的主角吕奕的操作就知道了,吕奕通过家族关系承包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权,然后仅凭着这个建设权的合同,把这条高速公路后30年收费权抵押给了银行,空手套白狼套现24个亿。

还有那个炫富的周公子,原是赣粤高速员工,后来才进了江西国控,相关部门的公告里特意避开了赣粤高速,为啥避开,大家看看吕奕的操作金额就知道了,那24亿才是他的第一桶金,后来他通过那24亿又借壳了很多公司,各种融资再套现,最终还掌握了几家乡镇银行······

到了这里,大家差不多能搞清楚,一些城投公司本身就是地方政府的白手套,有地方政府信用背书的融资壳子。

尤其是土地装进去之后,衍生了土地金融,在2010年刚全面放开城投借贷融资口子的时候,一年之内就融资6万亿,相当于全国GDP的13%还多,信贷就是放水,还大部分都放到了城投公司的土地上,地价,房价一下子就上去了,经济又火热了一波。

说起来,房价都是被地价推高的,地价高也是土地财政有需要,而土地财政又用到了城市建设上,地铁,绿化,产业园等,这些又反馈到房价上,房价又由老百姓买单。

在现实中,很多城投公司就只发挥借贷融资的平台作用,至于怎么参与市场竞争赚钱啥的,不太操心。尤其是那些人口迁出城市,地价上去了,房价却不容易拉上去,市场消化不了就挣不到钱,所以城投还债很大一部分靠政府补贴。

比如说2015年前后,成都文旅集团(成都政府全资公司,开发过著名的宽窄巷子)的净利润为6600多万元,但从政府接到的各种补贴高达2个多亿。补贴名目五花八门,有税收返还,有旅游产业扶持基金等,还有个操作是把土地有偿转让给文旅集团之后再以补贴的名义全额返还,其实这个就是往里面装资产,美好报表了,方便进一步融资需求。

也有一些城投公司经营得很好,这类主要是人口潜入的城市为主,他们的资产资源盘活了,且城市中的税源一直在涨,比如说深圳,地价在涨,房价也在涨,城投的借贷投资之后能挣钱,就可以形成良性循环。

现阶段房企暴雷,城投下场拿地,说白了就是地方政府有偿给城投一块地,城投拿着这块地抵押给银行还了2个亿,转手把这2亿当做买地钱交给地方政府了。如果说哪个城市拍地多数是城投拿了,大概就能清楚当地的房地产市场风险挺大的,地方上要通过城投稳住地价顺便融资补充财政缺口,这属于用“地”借“债”。

这块地后来要是城投再融资开发,或是找个民企合作开发后有业主接盘还好,没有的话银行的账上就是那块价值不断下滑的土地了,所有风险都是银行系统自己承担。

所以说现阶段地方上的债务风险和房企的债务风险是最大的,房企债务风险的咱们前几篇文章说过了,主要是预售制下的监管资金被违规挪用,重复贷款了,而影子银行那边又进一步推高了这种风险。

比如说前几年银行为了给房企房贷挣利息,想法绕开监管发行一些理财产品,募集够资金之后,把这些钱委托给某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在把钱投资给一些贷款资质不咋滴的房地产商。

然后就是开发商得了贷款,信托机构得了帮办分成,银行收到高额的利息,一举三得,但是风险被成倍放大。

后来监管机构限制住了“银信合作”,银行又发明了“银证信合作”就是银行把“理财”的钱给“券商”,“券商”又把钱给“信托机构”,又多了一层“券商”吃利,开发商融资成本更高。弄到最后,监管越严查,影子银行的中间环节越多,开发商融资成本越高,风险越来越大。

地方上的债务风险主要是其融资借债用于基础建设投资,比如说建公园,建电厂,招商引资铺摊子,什么新区,产业新城,还有修铁路,货币棚改,建飞机场等,这些都是投资大,见效慢,甚至有些压根就是没啥利润的项目。还有一些则是因为融资多,规划乱,投资散而未能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高效益。

举个郑州和合肥的例子吧,先说郑州,在城市产业规划上远比不上合肥。GDP增长很多押宝到房地产上了,自2016年开始,每年房地产占GDP比都在30%以上,这也是为啥郑州烂尾多,救市急,此次扶持开发商纾困动作快的原因,不快事儿太大。

咱们说说郑州的招商引资,郑州当前的产业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现有产业之间,几乎没有关联度,搞新城也是这个航空港区,那个白沙新区的,没有系统的规划,除了以前的化工煤电等传统支柱性产业,郑州的新兴产业之间,彼此关联不大,就好比一个汽车的四个轮子,各有各的方向,产业之间完全没啥合力。

对比合肥,合肥的产业之间是高度合力的。

它第一个发家产业是家电行业,合肥很早就完善了本地家电产业链,把家电产业链零部件全部本地化生产,唯一做不了的就是彩电显示屏,所以合肥又费了很大劲拿下了京东方,并把地铁项目都停了好多年,就是为了把融资的大头花在京东方的生产线上。当京东方六代线成功后,电视机的价格迅速白菜价,合肥的家电产业链就齐全了,产业优势一下子凸显了起来。

家电开始智能化之后,合肥又开始搞芯片,但它并没有好高骛远去搞高难度的什么赶英超美,而是从细分产业链入手,比如说2015年成立晶合集成,那时候贸易战都没开始打合肥就开始为芯片做积累的。

不仅发力芯片,合肥还从科技强国以色列引入了晶圆代工厂,搞上游的半导体设备,蒸镀机,高能粒子注入机等。合肥还有汽车产业链也做得不错,有做电池的国轩高科,做材料的国风苏摩,做零配件的一些中小企业,和省内芜湖的奇瑞也有合力。

汽车智能化后,对芯片需求大增,合肥兆易创新做的汽车的MCU,芯片,NOR flash等优势都出来了。除此之外,合肥还有工业机器人,也是与自身产业链高度关联,给其他产业提供很多设备的同时又需要大量的显示屏,芯片,和物联网设施。

合肥自身的经济内循环就非常好,产业链之间不仅有合力,还有共振效应,其中任何一环强了,带动其他环节一起变强,产业附加值一起提升。

合肥这个才是地方融资发债搞产业投资的正确打开方式。

然而很多城市,和郑州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忙活。钱没少借,全分散花了,没有聚焦一个核心支柱产业,没有发力打造相应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从而为当地经济增长打好基础。而是把GDP增长全部压在借债短期发力上,变成了为了追求GDP增长比着借债,谁借的少了或慢了,GDP增速就可能跟不上了。

当城投出现利息还不上的时候,优质资产拿出来再换一个马甲,叫做什么产投,文旅投,农投,新投,老城投等再次盘活资产借贷,借到最后,债务很难兜住底了,又没有产业链基础能够回血。

而收入这一块呢,展开讲还是那个四个,一个税收,一个卖地,一个发债,一个中央转移支付。现在卖地跟不上了,疫情下税收也减少了,但是各种补贴支出,防疫支出却多了,只有继续发债维持,顺便问中央要转移支付。

中央的财政收入也在减少啊,毕竟经济下滑期,产业升级,创新研发,还有新基建等也需要国家资本领头投入,都是花钱的地方。比如说鹤岗那种城市,人口不到90万,2021年财政收入38亿多点,财政支出却157亿多,全靠中央转移支付就需要120亿,这才一个县城,而像鹤岗那样的小城市还有很多,一些是已经鹤岗化,一些在鹤岗化的路上,总不能都伸手要粮吃。

改革是痛苦的,城投公司也在纷纷成立“集团”寻求突破,城投公司重组是当前的趋势,他们大多数面临着历史债务负担重,资产结构不良,资产负债率高的问题,融资已经快到了天花板,都在尝试通过重组整合,集团化发展,将有隐形债务的企业剥离,增加资产规模,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财务指标。

但是,这还是为了提高融资能力,本质上还是靠政府信用继续借贷,换汤不换药,还是三靠(靠资源,靠基础设施建设,靠委托代建)融资混日子。

城投的路还很长啊,业务模式要创新了,其管理机制也该改善了,对人才,资本,技术的区域竞争发力也该开始了,是时候加入更多市场类业务为城市实体产业做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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