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满洲中央银行」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的密谋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暴发。日本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迅速扩大，日本关东军占领的长春城一片肃杀。吉林永衡官银号大门紧闭，日本关东军荷枪实弹，重兵把守。银行金库的门口贴上了封条，上面赫然写着“日本军占领，犯者杀无赦”。

满洲中央银行全景图

与此同时，关东军也对长春城内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了抢占和洗劫。通过摸底调查，对这些银行重新开业附加了十分苛刻的条件。例如，不对外发放新款；原有放款，无论是否到期，原则上一律尽量收回；对于一般商民的存款不限制支付，但是对以前的官署存款及军政高官的私人存款则不准提取。归纳起来就是：只准进，不准出。

而当时的伪满政府首任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正在忙着与关东军统治部财务课课长十五岚保司秘密策划着一场巨大的阴谋：十五岚保司向统治部财务课上交了如下提案：“新设满洲中央银行，由其旧券发行的一切资产负债，这既易做到也易见实效。”

成立伪满洲中央银行，对侵略者来说，这是一场至关满洲中央重要的“货币战争”。

扩建施工图

大楼钢架结构图

伪满洲银行金库内部图

“亚洲之冠”的诞生

1932年3月15日，一次特殊的会议在长春城被服厂内召开，这就是伪满洲中央银行的创办大会。3个月后，“满洲中央银行法”等一批相关法规，经由伪满国务院会议通过并正式公布。

一切准备就绪，但关于银行总裁人选却迟迟未定。经过认真思虑的日本关东军和驹井德三最终都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叫荣厚的满族人。他是溥仪的远枝姻亲，北洋政府时期历行奉天省内务司司长、辽沈道道尹等职。随后，荣厚接到正式任命，成为伪满洲中央银行首任总裁。

但是，在伪满洲中央银行，荣厚只是日本人的一个摆设，根本无法掌握实权。一时间副总裁一职成为诸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为避免出现僵局，日本关东军最终决定，由台湾银行理事长山成乔六担任伪满洲中央银行副总裁。这位空降的副总裁成了伪满中央银行实权掌控者。

1932年6月15日，伪满洲政府对银行的主要头目做出任命，伪满洲中央银行也在这一天正式宣告成立。

1932年7月1日的午后，伪满洲中央银行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典礼。伪满洲元首执政溥仪、国务总理郑孝胥、国务院总务长官驹井德三，以及其他伪满洲国军政要人悉数前来祝贺。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行、支行共128个单位也在这一天正式开业。

1934年4月23日，为满洲中央银行在大同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正式掘土动工。

作为日本著名设计师的西村好时，他曾多次负责日本银行的建筑设计，并长期担任日本第一银行建筑课长。因此他成为伪满洲中央银行大楼建筑设计的不二人选。

从1934年开工，到1938年建成，这座银大楼的工程总作业人数超过55万人次，是同时期建设时间最长、用工人数最多、造价最为昂贵的建筑。

按照日本关东军的色设计要求，伪满洲中央银行大楼的建筑主体要能承受重火力的攻击和轰炸。因此，施工方采用了一种比较普通钢筋混凝土结构浇筑更为稳定的方式。由于整栋大楼耐火防震，对空袭有特殊的防御能力，伪满洲中央银行大楼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坚固”建筑。

毫无疑问，西村好时的设计取得了极大成功。虽然经过了80多年的历史变迁，大楼内部的房间、装饰也几经更改，但银行大厅还基本保留着原貌，仍在作为金融机构开办业务，它曾经的奢华与忙碌也历历在目。

伪满洲中央银行大门

伪满洲银行营业总部

疯狂的“掘金机器”

九一八事变以前，地处东北腹地的长春在中日俄三方势力的争夺中，成为货币制度最为混乱的地方。除了国内银行、地方银行和个体私钞，俄国的卢布和日本的金票也在沙俄的附属地和满铁的附属地内流通。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全面沦陷。对于日本人而言，这种货币混乱的形式显然非常不利于贸易交流和金融统治。于是，一场精心谋划的货币改革就此拉开帷幕：他们决定迅速组建伪满洲中央银行，以银行控制货币发行权，再以新币清理旧币，最终实现币制统一，以达到控制东北金融命脉的目的。

1932年，伪满洲中央银行正式成立之后发行了第一套新式纸币，也是收藏界习惯称呼的“五色旗”。此后十几年间，伪满洲中央银行又发行了4套新式货币。

同年，伪满洲中央银行开始了“清理旧币”的工作，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新币与旧币的兑换率。按照日本人拟定的兑换比率，“奉天洋票”“吉洋小票”各50元，“铜元票”60元能分别兑换1元伪满新币；吉林永衡官银号的官帖甚至要500吊才能兑换1元伪币，黑龙江省官银号的官帖甚至要1680吊才可以兑换1元伪币。

除了兑换率不合理，老百姓对新币还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伪满洲中央银行所发行的纸币纸质较差，大家更加不愿意去兑换新币。为尽快回收旧币，日本人绞尽脑汁，最终副总裁山成乔六想到了这样的法子：在中央银行旁边开设一家日用品店，专门从日本进口日用品，以低价卖出，并规定凡购买者须以新国币才能购买。想要购买日本进口用品的人，只好先到银行换纸质较差的新币，再去购买日用品。以此方法，日本人回收了一些纸币。

很快，伪满洲国的新币成为当时东北最主要的流通货币。伪满洲中央银行也“一家独大”，依靠“国家银行”的地位，既制定相关的金融政策法规，又担任法规的实施推行者，敛财掘金功能日益强大。

1942年，储蓄成为了伪满洲的国民义务。所有的机关、学校、企业、团体等都组建了集体储蓄会，接受摊派任务。1943年，伪满洲中央银行开展了农村储蓄，要求农民在出售农副产品时向合作社强制缴纳15%的储蓄金；1944年，伪满洲国发行了“必胜储蓄票”，百姓只能用于购买保险、债券或储蓄，而且在规定时间内都不可以兑取，不能买卖流通。

从衣、食、住、行，到娱乐、买卖，从城市到乡村，百姓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了储蓄项目，1939年到1945年的短短六年间，伪满洲国的国民储蓄目标额从5亿元猛增到60亿元，这种吸纳储蓄的举动可谓疯狂至极。

中央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历史的见证者

1946年1月22日，长春大房身机场迎来一位特殊客人——南京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1944年8月，苏军从4个方向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攻，几个回合下来，日军便宣布投降。长春光复，并由苏联红军正式接管。但根据《苏军从满洲撤退计划书》规定，苏军将于1945年12月3日从中国东北撤退回国。

1946年的长春，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

1946年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包围了银行大楼。双方短兵相接，激战30分钟，东北民主联军大获全胜。晚上7点，银行大楼被攻破，整个攻城战斗结束。

然而，就在长春解放的半个月后，国民党正规部队便抵达东北，并向长春大举进攻。历史上长春的第一次解放只持续了短短一个月。此后，这座城市一直被国民党势力占据到1948年。

1948年9月，在长春被围困四个月后，国民党守军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此时，他们再一次选择了原伪满洲中央银行作为指挥部。原因在于这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建筑物。

驻守在长春城内的两支军队——王牌军（新七军）和杂牌军（第十六军）之间也存在很大的矛盾。当时，新七军的日子还好过些，第十六军的处境却非常困难。自从长春被围困过以后，十六军官兵先是吃豆饼掺高粱米，后来高粱米吃光了，只好去酒坊来挖陈年酒糟来吃。

1948年10月17日，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曾泽生毅然起义投诚。当时人民广场东侧已经被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占领，银行广场的大楼里，每层窗户都堆着沙袋，从里面伸出黑洞洞的枪口。此时，已成孤家寡人的郑洞国还在银行大楼内做着最后的抵抗。

1948年10月21日凌晨，时任国民党驻守长春的最高军事长官郑洞国，躺在中央银行三楼卧室床上，辗转反侧，万念俱灰。昏昏沉沉中，天已经亮了。郑洞国的参谋长杨友梅喊道：“事情已到最后关头，请您快下楼去主持大计。”

来到一楼大厅，郑洞国才发现，这里已经布满解放军，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他最终无奈投降。

当时，银行大楼外，东升的太阳已经照亮了这座久经风雨的建筑和它所在的城市。中央银行大楼再次成为了长春解放的见证者。

岁月如歌，斗转星移。经历了3年解放战争，长春也迎来了久违的和平，中央银行大楼也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在此办公，开始了为人民服务的新征程，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焕熠熠生辉。

如今，银行门前的石碑默默的记录着它曾经身份：伪满洲中央银行。风雨如磐，大楼封存着鲜为人知的往事，它矗立在历史洪流中，它正向人们讲述着一段无言的尘封历史……

吉林日报社出品

策划：姜忠孝

作者：吉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亚东 盖卓威

编辑：吴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