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问题与种族主义加剧了当前局势期间菲律宾裔美国大学生的压力

Catacutan 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根据Stop AAPI Hate 调查，近一半 (46%) 的亚裔美国人在大流行期间报告了焦虑，15% 报告了抑郁症状。

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布洛桑菲律宾研究中心在 2020 年上半年进行的另一项调查表明，疫情可能对菲律宾裔美国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菲律宾人口统计调查发现，81% 的菲律宾裔美国人在大流行期间表示焦虑，73% 的人经历过抑郁症。

对于菲律宾裔美国大学生来说，有很多因素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

与大学生一起工作的洛杉矶执业临床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卡蒂彭 (Christine Catipon) 说：“这场流行病对这么多菲律宾裔美国学生来说只是一场灾难。”“他们必须像每个学生一样，平衡家庭责任和在更严格的学习环境中工作，但也有压力因素，比如搬回多代家庭，代际冲突、文化压力、对家庭福祉和健康的担忧。工人等等，”Catipon 说。

前线的家属

Catipon 说，她的许多客户对在大流行期间担任医疗保健或基本工作人员的家庭成员感到更加焦虑。她指出，他们“一直害怕”那些前线家庭成员感染。

这对 Catacutan 来说是正确的。她说，大流行期间她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父母在各自医院的 Covid 部门担任医护人员。

根据National Nurses United2020 年的一份报告，菲律宾人占美国医疗保健行业的很大一部分，全国 4% 的注册护士是菲律宾人。报告称，在大流行期间，该国近 32% 死于当前局势及相关并发症的注册护士是菲律宾人。

卡塔库坦说，大流行对菲律宾卫生工作者的这种不成比例的影响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焦虑。由于父母在前线工作，她说她不知疲倦地担心他们的安全，被迫承担家务，甚至决定辞去在当地一家餐馆的兼职工作。

“我不得不搁置很多事情，比如我的工作，只是为了确保我不会再冒着他们的安全风险，并且我可以照顾好房子，”Catacutan 说。

但 Catacutan 表示，她决定辞去兼职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大流行期间，人们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 (AAPI) 的仇恨加剧感到更加焦虑。

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在美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 1965 年之前，实际上联邦政策禁止来自亚洲的移民。根据Stop AAPI Hate的说法，大流行。

例如，根据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收集的数据，2020 年美国 16 个最大城市的反亚裔仇恨犯罪增加了近 150%。数据还表明，第一次高峰发生在 3 月和 4 月，这是 Covid 大流行的开始，当时有害言论首次扩散。

Catacutan 说 AAPI 仇恨的增加引发了对她自身安全的担忧，这在她决定辞去兼职工作中发挥了作用。

“有人在我工作时拒绝碰我，因为他们害怕我携带。这真的很伤人，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卡塔库坦说。“我最终退出了，部分是因为这个行业有点慢，还因为我开始收到种族言论。我没有安全感。”

搬回家的压力

与大学生一起工作的卡蒂彭指出，她的许多菲律宾裔美国客户在大流行期间与家人一起搬回家后，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所下降。

卡蒂彭说，学生回家后，可能会与移民父母发生代际冲突，这是指不同代之间价值观的差异。

例如，一些菲律宾移民父母可能对种族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过分强调学业，或者可能容易对他们孩子的外表和生活发表未经请求的评论，她说。

Carolene Ulep 就是这种情况，她在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升读五年级，她说在大流行期间与家人一起在家避难后，她的心理健康状况恶化了。

Ulep 指出了“有毒”的菲律宾家庭动态，讲述了她父亲对她的外表做出不请自来的评论的经历。虽然 Ulep 说她的父亲无意伤害她，但她说他的评论在很久之后仍然困扰着她。

“当他发表这些评论时，或者当我妈妈对我已经有很多事情要做时应该做的事情发表评论时，我开始认为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不能，”乌勒普说。“所以，这很困难，因为我在这些事情上感到取悦父母的压力，但与此同时，我知道这是我的生活。”

Ulep 补充说，菲律宾的家庭动态还包括对长辈表现出最大的尊重，这让她无法在父母发表伤害性评论时纠正他们。

Roy Taggueg，Filipinx Count Survey 的作者和博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生还强调了菲律宾裔美国大学生回家后面临的学业压力，以及这如何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

塔格说：“大流行使学生在上学时受到父母的严格审查，因为许多人不得不回家。”“学生们在努力满足父母期望做得好时会感到压力，这可以追溯到‘utang na loob’的整个想法。”

“Utang na loob”是菲律宾的文化价值，意为“感恩之债”。Taggueg 说，它描述了菲律宾人何时对为他们做出牺牲的家人感到负债，例如将他们从菲律宾带到美国，抚养他们并终生支持他们。

卡塔库坦说，她感受到了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和“让父母感到自豪”的压力。她说，这让她在上学时把自己逼到了极致，从而增加了她的精神压力。

“我的父母都是移民，他们都是自下而上来到这里的。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以至于你觉得你必须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完成上面，这样你才能回报他们的一切——他们给你的所有机会，”卡塔库坦说。

“这是他们和我自己不断前进的动力。而且我从未真正学会如何休息，我只是忙于获得最大的成就，”Catacutan 继续说道。

“有时我们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健康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没有社交渠道

Catacutan 还说，大流行让她“没有出路”来缓解学校加剧的精神压力，这表明她缺乏社交互动。

这是与大学生一起工作的 Catipon 在她自己的菲律宾裔美国客户中注意到的一种趋势。她说，对许多学生来说，与同龄人交往和共度时光是他们生活中压力源的“喘息之机”。

当全国大流行停课切断学生的社交生活时，Catipon 说，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被放大了，他们无法应对大流行带来的新压力，例如 AAPI 仇恨的增加和对他们健康的恐惧- 感染的护理人员父母。

密歇根大学大三学生乔琳·索里亚诺 (Jolene Soriano) 也是如此，她说社会孤立导致她的心理健康状况下降。

索里亚诺说：“大流行迫使我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思考自己的想法。”“我发现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很多想法都不是最伟大的，而这种流行病确实让我对生活中压力大的事情产生了感受。”

“在我的第二个学期有很多时刻让我对一切都感到不知所措，”索里亚诺继续说道。“有时我会开始哭泣，或者我会开始过度换气，然后感觉就像一个螺旋式下降。”

与索里亚诺一样，乌莱普说，在大流行关闭期间，她的心理健康达到了“低谷”，这使她无法与同龄人交往。

她说，社会孤立导致孤独和动力的显着丧失，这对她的学业表现不利。

“我太习惯在学校里见到我的同学和朋友了。处于封锁状态让我非常非常难过和没有动力，”乌莱普说。“我只是没有责任感，我没有尽我所能，也没有取得最好的成绩。”

优先考虑心理健康

虽然索里亚诺的心理健康无疑在大流行期间受到了打击，但她说，当她准备在秋季重返面对面的课堂时，她现在感觉“更加适应了”。

索里亚诺说：“与像以前那样忽视问题不同，大流行迫使我真正关注并优先考虑我的心理健康。”“当我们恢复到某种常态时，我肯定会更加意识到这一点，并努力确保我在这方面照顾好自己。”

这代表了塔格所说的菲律宾裔美国侨民需要发生的更广泛的变化。

塔格说，许多菲律宾裔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仍然不认为心理健康是一个问题。

“我们被归类为美国的‘完美’移民，不会造成问题，适应困难，做需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想努力工作，”塔格说。

“这种观点受到菲律宾殖民主义历史的影响，并被几代菲律宾人用来理解世界。当谈到心理健康时，它不适合那个世界，”他继续道。

然而，Taggueg 表示，像 Bulosan 中心这样的组织正在研究和提高菲律宾裔美国人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方面取得进展。

提供帮助的资源

有多种资源可供在心理健康方面苦苦挣扎的菲律宾裔美国人使用，包括亚裔美国人心理协会的菲律宾裔美国人分部。该组织提高了对菲律宾裔美国人心理健康的认识，并提供治疗转介等服务。

旧金山的菲律宾精神健康倡议是另一个为菲律宾裔美国人提供服务的资源，旨在消除精神健康问题的污名。虽然他们位于北加州，但他们提供资源，例如免费的自杀热线和训练有素且经验丰富的辅导员、面对面或虚拟的健康研讨会以及英语和菲律宾国家语言他加禄语的“心理健康急救”培训。

Catipon 建议各种背景的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方面苦苦挣扎，请利用大学校园中的可用资源，例如咨询中心。

对于那些担心寻求咨询或治疗的人，Catipon 鼓励参加当地社区内的研讨会或同伴指导小组。

Catacunan 说，她希望重新建立“围绕学校的界限”，并专注于平衡自己的需求。

“与学校和职业生涯一样充满压力，但这并不是一切。我想重振我对自己、我的爱好以及我周围的人和地方的爱，”卡塔库南说，并补充说大学生优先考虑他们的心理健康很重要。

“学生被视为‘兼职’或‘全职’是有原因的——作为学生是一项身心俱疲的工作，有时我们会掩盖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的事实，尤其是在这个改变了的社会，”卡塔库南说。

“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倾听他们对你的幸福非常重要，”她继续说道。“人们倾向于认为心理健康是一个大实体，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我们忽略的许多小事情，并且真正加起来。因此，为了在学术界的压力条件下茁壮成长，循序渐进是很重要的。”